东北军围在黄河以北，而西北军堵住黄河南端，然后就老实地投降了。

    至于关麟征带走的四个旅，更是悲屈。关麟征的二十五师北上晋南时，加上这四个旅，凑足了三万主力。这也是常凯申要求的——上党天下之脊，常凯申也知道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让关麟征带足兵入山西，做法也没错！

    但他错就错在不该太贪，分不清占领地盘和消灭红军哪个更重要。硬要卫立煌和关麟征两军从相隔上百公里的两个渡口渡河，以便能最快速度地占领“真空”状态晋南。这种神操作，也就埋下了后来徐帅率领红军主力，抢先一步突入上党西北面的太岳山区，利用时间差先行一步围歼卫立煌的祸根。

    卫立煌部被包围时，常凯申急电周围诸军全力援救，妄想行“中心开花，八面包围”的反包围之术。

    但他前面坐壁上观，等了二十天才入晋的投机想法，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二十天的时间，足够红军靠着思想教育、土改、诉苦三大神器，转化了不少被俘晋绥军的士兵为己用。

    编入徐帅主力部队的当地晋绥军士兵的数量虽然不多，不足以影响战局，却让红军得到了“知当地水文”的主场优势。加上内线作战，各个击破，不到两天就全歼卫立煌部主力，外加轻松吃掉白送的新一军。瞬间改变了双方在山西战场的兵力对比。

    若不是关麟征的机敏，当时他险些就被徐帅在太岳山中抓住，成为卫立煌第二。

    在这个时期，随着东北军和西北军公开转变立场，一个入晋，一个入豫，整个山西战场，全体的常凯申入晋部队将领的“心态”，就在这一刻完全崩坏。

    “上当了，掉陷阱了！”

    从常凯申到关麟征，此时都失了平常心，斗志清零。

    进入上党地区的关麟征部三万人，当时被六千红军追着，只是挨了几波飞机轰炸，就误以为自己才是被围歼的目标，疯狂地南逃，一路上不断有士兵掉队，越跑越少——如果他那时能保持冷静，没有慌乱，只要停下脚步大胆反击，其实是可以轻松地全歼余天云天的半个军的。

    可惜他没有看出这一点，常秃子就更不要说了。好微操的常秃子一个劲地在电报里催他快逃，他也只顾逃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当关麟征部撒腿南逃的时候，李润石主席已经注意到了巩县处的民国四大兵工厂之一，这里防御空虚的大漏洞——常凯申把精锐和预备部队全调入山西，整个河南北部是一片空虚。

    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漏洞，就这样暴露在红军面前。

    十七日这天，当余天云和关麟征双方上党地区赛跑的时候，位于平遥李润石主席就已经开始调动身边的部队南下。

    当时由于大部分的兵力，都已经派到前线参予围歼榆社方向中央军的战役，李润石身边能调动的部队仅有一个警卫师和最近在当地新征的新兵和部分晋绥军“解放兵”。

    全部加起来不过六千人的部队。

    而在当时，他一口气就派出了五千五百人。由于兵力抽调得太厉害，有两天的时间，他身边的警卫力量，减少到只有一个营的危险程度——这也是黄克和艾琳娜，为何拖到十九日大反击前夜才赶到榆社地区的原因。

    当时为了保证中央的安全，两人带着二十一世纪的那辆M２A３坦克驻守在中央指挥部里，直到其他地方的红军填补空缺后方才离开——要不是两人都在抗命，当时李润石主席还要求二人跟着红军警卫师南下。

    南下的警卫师，核心兵力只有两千多人，余下的三千人还是从其他地方七拼八凑得的。南下时需要穿过临汾地带——但是这个时期的晋绥军早就被西线入晋的东北军吓坏了。他们把南下的红军当成是要和东北军联手夹击的主力部队，数万守军全部龟缩在防线后，象看客一般的任由警卫师冲过临汾地界，一路南下。

    途中，警卫师南下时遇上了卫立煌留在运城的一支补充旅——对手当时正要顺着黄河南逃，却被警卫师从后追上，稍稍一击就纷纷投降，一战就俘虏了上千人，余者四溃。

    急于南下的34师的官兵们，根本没空理会这些人，缴了他们的枪弹后直接放了，然后借着他们已经搭好的浮桥渡过黄河。

    而在同一时间，余天云部，假意地在上党地区把二十五师追得快到黄河边时，却突然西进，斜插，然后强渡黄河，直取巩县。

    四月二十六日，当二十五师两万多人仓惶南渡，在郑州喘息不止时，余天云部的三千多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同一时间渡过黄河，直取巩县。

    此时，郑州国民党军残部加上从黄河退回的25师，全军兵力依旧有三万人。而占领巩县的红军，最初兵力也不过三千人，即使在巩县失守的第三天，总兵力也不过五千人。

    而出关的杨虎城西北军部队，最